第一个移植样板戏的宣传队

1968年，在鹅毛口五七煤矿大礼堂的舞台上，温秀廷那一嗓子“我家的唉咳咳……表叔数不清”这句晋剧夹板走马腔就赢得了三次满堂彩，也一下子打破了几年来全县群众文化活动的沉闷气氛。一时间，城内大队宣传队以晋剧移植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的成功上演引起了县城不小的震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样板戏非同小可，全国各级专业演出团体不敢问津，生怕被造反派冠上一顶亵渎样板戏的帽子而惹火烧身。城内大队宣传队一直以演唱二人台见长，咋就风风火火的排出了山西梆子这么大的戏？许多行内人士暗暗吃惊。

的确，城内宣传队是以演唱二人台小戏为主，且由来已久。

1958年，从部队复员回来的王希悦当了城内大队党支部书记。有文化、爱好文体活动、重视文艺宣传工作的他于第二年秋天派出有演奏基础的安孝明到忻州晋北艺校学习二胡演奏，同年又让安相邀请大同市歌剧团二人台专业演员来到城内大队，对有表演天赋的温秀廷等几个好苗苗进行艺术培训。安相一生喜好文艺活动，且敢撞南墙不回头，舍得脸、吃的呛，对城内文艺宣传队的创建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他通过居住在大同的妹妹安翠兰的关系，请来了二人台鼻祖演员郑小茹。

郑小茹风华正茂、演技精湛，城内大队的热情款待和对文艺的执著追求，对她触动很大。在安相的陪同下，每天对温秀廷她们言传身教，从手、眼、身、法、步等最基本的训练开始，热心辅导，严格要求，半个多月的时间，虽然没有一件乐器伴奏，仅凭耳听心记，她们竟然学会了二人台传统小剧《打秋千》、《十对花》、《挑菜》、《卖菜》、《借冠子》的表演和常用的十几种曲调，从此打下了演唱二人台的扎实基础。

翌年，安孝明从晋北艺校学成返乡，对刘天华的二胡独奏曲《良宵》、《光明行》、《病中吟》等都能用正规的技法演奏，在当时可称一流独奏水平，在老爷庙的工会礼堂代表城内大队进行独奏表演时，没人小觑。他很快和高小毕业的张月琴形成了一个二人组合。张月琴天生银铃嗓，擅长唱山西民歌。“大红公鸡毛腿腿，吃不上东西你白跑腿，花儿石榴榴红呀么依呦咳，巧不拉大依呦咳……”和《洗衣歌》“清冽冽河来清冽冽的水，姑娘我坐在河边来把衣裳洗，流水哗啦啦，浪呀么浪花飞……”倾倒了观众。还有《打酸枣》、《找个对象老八路》等脍炙人口的山西民歌，一把二胡伴奏，一个女声独唱唱红了怀仁城。此时有了简单的乐器伴奏，温秀廷她们的二人台节目也开始登台表演，大队为她们购置了简单的戏装，那时候地区每年都举办农村会演，城内宣传队多次代表怀仁县的农民赴大同、马家堡参加会演并多次获奖。

1962年，魏儒当选为大队团支部书记，负责文艺宣传工作。安孝明又把他从九中毕业的两个弟弟和张国新引入宣传队。这时候，笛子、二胡、扬琴、低音胡、唢呐和笙等乐器齐全，小型伴奏乐队已成规模，演出水平明显提高，而且增加了自编节目的能力。当时，城关与何家堡两个行政区仍属一个大公社，城内宣传队经常代表公社下村宣传演出。演出节目都是结合时事政策自编的，迎合了当时的农村群众文化工作方针，这是业余宣传队和业余剧团的本质区别。虽然后来也排出了《茶瓶计》、《方四姐》等几个大戏，但更多的活动时间是紧密配合党的农村中心工作，故而一直不称业余剧团，只称文艺宣传队。

1964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拉开了序幕，县文化馆受宣传部和文教科的委托，配合政府的政治宣传工作，组织文艺宣传队到一些重点公社、大队进行宣传演出和图片展览。这次活动共出动了16个队员，城内宣传队的10个人全部参加。虽然他们每天只领二毛钱的生活补助，但他们服从领导、生活自律。当时农村生活很艰苦，吃派饭是高粱掺糠糕，大家从不叫苦。白天展览当讲解员，采访自编演唱材料、编排节目，晚上现编热卖表演说唱，有的还是演员兼乐队。整整一个多月，每天倒一个村子，工作十分紧张。而全体队员却因此意外地接受了一次编外的正规锻炼，在宣传演出工作中更加成熟，演出水平跃上一个新台阶。

年底，“四清”运动在我县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城内大队来了一支庞大的、以内务部领导为主的四清工作队，工作队里有一位空军025部队的青年军官负责青年团的工作，已经非常有基础的宣传队成了他的工作重点，实际上也成为整个四清工作队的门面。宣传队的活动给工作队作了政治软包装，做了很好的务虚宣传工作。

1965年元宵节，四清工作队的队员们都早早地从四面八方赶回来组织活动。当时，政治上的狂热气氛和传统节日的红火热闹交融在一起，文艺宣传活动尤显活跃。宣传队一改多年的秧歌舞表演形式，边扭边唱还加入了吹奏乐。两支唢呐、一串笙、一支笛子、两把二胡组成的民乐队走在队伍的前边，配着锣鼓镲的打击节奏，边扭边唱着用二人台的曲调配着自编的有关四清工作的唱词，一下子轰动了全城，使怀仁的秧歌舞表演形式产生了质的飞跃，艺术上有了重大突破，引起了四清工作队的高度重视。

这年夏天，宣传队老队员张云贵从大同带回来刚刚流行走红的表演唱《老两口学毛选》，曲调通俗，唱词非常符合政治气候而又不失诙谐。既可在舞台表演，也适合街头宣传。老头子和老婆子分别由张云贵和高芝兰扮演，两人都是宣传队的骨干，自导自排，没用几天节目就排成了，一亮相，那惟妙惟肖的表演，大众化的曲调获得了极大成功。每逢夜间在街头宣传时，东西关城里的青年人挤夯（搡）不下，百看不厌。

这两三年里，宣传队演出的节目除了独唱、表演唱、器乐演奏之外，主要的现代小戏有《要财礼》和《新风赞》，是以二人台曲调排演的。女婿由张云贵扮演，现代时尚，女儿由高芝兰扮演，淑雅端庄，母亲由温秀廷扮演，泼辣风趣，成为当时的保留节目。

还有一个从大同煤矿文工团要回的剧目《半张煎饼》，阶级斗争的调子浓厚，和当时不断强化起来的阶级斗争形势非常合拍，是宣传队配合中心工作的经典之作。

《半张煎饼》是歌剧形式，剧中所有唱腔皆由安孝仁谱曲，曲谱主要以二人台音乐元素为基调，按照不同的人物设计出不同的曲调。这在全县农村是绝无仅有的。

安孝仁弟兄二人编写的演唱材料和创作的歌曲《浑身的干劲使不完》、《小拜年》、《眊闺女》、《买年画》、《弟弟妹妹我不要》等相继在省、地文艺刊物发表。

此外，还排演过一个独白小话剧《争出工》，剧中人物是老两口。两个人在舞台上拿龙捉虎的表演，配着悄声的独白，犹如戏剧《三岔口》中的场面，把角色演的惟妙惟肖，简直绝了。此剧用艺术的形式突出表现了农业社员在农业学大寨中的精神面貌，配合宣传了农业学大寨的中心工作。

此时的宣传队已成为公社和县里的文化工作重点单位，大队又投资买了档次较高的乐器，二胡、板胡、四胡、梆胡都换成了铜轴的，还有套笛、大提琴、琵琶、扬琴、笙、唢呐等。

后来，王秀兰、王守印、师全祖毕业回乡加入宣传队，又为宣传队注入新的活力。

王秀兰，能歌善舞，身段好有悟性，在怀仁中学时就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回乡后自然就成了宣传队的主力队员。她每天坚持舞蹈基本功训练，同时又积极学习传统的二人台和晋剧的表演程式，很快就掌握了基本曲调，既能扮演李铁梅，也可唱下《龙江颂》里江水英的唱段，是当年全县农村会演中女角的样板形象。在宣传队排练自编的《抓水抗旱》歌舞节目中，王秀兰充分发挥了自身的歌舞表演特长，她根据在农田地里劳动的实际生活体验，形象地提炼出舞蹈语言，对节目进行二度创作，艺术地表现了抗旱中各种农事活动和不同人物角色的艺术形象。

舞台艺术不断提高，人才不断地成长，队员的相对稳定是排演大型剧目《红灯记》的主观条件；而客观的文化生活环境也催生了排演剧目的诞生，并注定会受到社会的欢迎。

在文化大革命最初几年那疯狂的日子里，文艺界受到严重摧残，所有的剧目都以表现才子佳人、死人、牛鬼蛇神的罪名遭禁演，各种地方戏都哑然失声，山西的地方剧种山西梆子也不例外。当时人们唯一可听到的音乐类节目除了样板戏就是语录歌。“一道清河水，一座虎头山，大寨就在那个山下边”，这算是最抒情的歌声了。群众文化生活之单调呆板那是如今想象不出来的。

也许是艰苦的生活、繁重的劳动，每天出工先在地头对着太阳唱语录歌，再祝万寿无疆、身体永远健康的枯燥单调的程式激发了他们的逆反情绪，他们非常了解群众对真正的文化生活的追求；抑或是他们没有政治、经济利益的顾忌，农业社员本就是社会的最底层。宣传队的几个核心人物经多时谋划，决定排演一场晋剧版的《红灯记》。这种文化行为在文化界的政治环境松动以后是可行的，官方的叫法是“移植革命样板戏”。城内宣传队敢为天下先，率先排演样板戏，在当时雁北一带是第一个高举红灯者。其意义非同一般。当时的县宣传队还不敢越此雷池半步。

大队书记王希悦知不知道还有个亵渎样板戏的罪名已不得而知，但他默许并支持了这一举动。

排演这样正儿八经几场几幕的大戏，艺术水平的要求自不必说，配角、场务等工作人员就要几十个，排练时间长，又全占用业余时间且没有任何报酬待遇，组织工作是很烦人的。好在有一个核心的、坚持了十几年文艺活动的骨干班子和一支任劳任怨的乐队，大家热爱文艺工作，相当有集体观念，尽管他们不挣一分工，但从集体荣誉出发，尽心尽力，一心想把戏排成、演好。扮演李奶奶的高芝兰本来家在大同，为了排戏，把两个女儿托母亲照管，因家中无人被盗也没提出一点其他要求。温秀廷的父亲是个老脑筋的老汉，他不同意女儿半夜五更的排戏，只要晚上出门就不给她留饭，以此来挟制。温秀廷吃冷饭、饿肚子也要去排戏。唱腔设计是施永忠，此人更是能拉会唱，文武场全通，有积极性。他给演鸠山的毛凤云设计了一种数板带唱的腔调，把一个日本宪兵队长刻划的淋漓尽致，观众一致叫好。

这几个主要角色的表演、唱腔过了关，一些配角和群众演员如王连举、日本小伍长、卖木梳的、喝稀粥的等就比较容易过关了。观众的欣赏水平会随着不同级别的演出团体而自动进行调节，不会以标准的手眼身法步的戏剧程式去要求城内宣传队。有了那几个主角撑台，对这些配角是不会苛求的。

经过冬三个月的排练，大戏终于排成了，首场到哪去演？宣传队里天才的外交公关人物张云贵以军民联欢、搞慰问的方式联系好了鹅毛口五七煤矿。大戏一亮台，于是有了文章开头记叙的那一场面。

首演成功了！

全体演职人员十分高兴，大队领导更高兴，并赋予宣传队对外联络使命，用文艺演出和一些支农对口部门联络感情，专门派一名大队干部负责解决慰问演出时的诸多具体事情。一些大单位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去给他们的职工演出。像小峪煤矿、峙峰山煤矿演一场还不行，因为矿工是三班倒，为了让矿工们都能看上戏，一定要演两场才行。到了草地村，也是这样，演完了《红灯记》，大队干部说啥也不让走，非让第二天再演场其它戏。盛情难却，只好由几个主要演员临时串演以前的节目，演了一场才算完事。此后又到吴家窑瓷厂、雁北瓷厂、农科站、下寨农场、县城礼堂、元宵节街头露天舞台演出过多场，极受欢迎。一部《红灯记》火红了三年多。

此后，宣传队的主要骨干多次参加县里组织的赴雁北地区农村文艺会演，而宣传队代表公社参加每年的全县调演是常规之事。

1985年，农村土地大包干在全县普遍推行后，生产组织形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城内文艺宣传队完成了历史使命，《红灯记》的排演成为宣传队的一个光辉符号和亮点。

城内文艺宣传队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按照党的农村文化工作方针，坚持业余自愿、小型多样、自编自演、寓教于乐，极大地丰富活跃了农村文化生活。在演出活动中，突破了业余剧团单一文化娱乐的框框，以服务党的农村中心工作，紧密配合政治形势而成为大队的一块金字招牌，也成为全县农村文化工作的典型。

城内文艺宣传队移植《红灯记》的前前后后是建国三十年来一段特殊的历史年月；宣传队的活动是这一时期全国农村文化工作最经典的缩影；是一段绝不会重复的历史，也是不会再有的文化现象。值得一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