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仁与“耍孩儿”

桑干河像一条银色的绸带，舒缓地飘过怀仁广袤的原野。“耍孩儿”，俗称“咳咳腔”，是桑干水滋润的一枝地方戏曲奇葩。这遥远而古老的“咳咳腔”传唱至今，深受一代代怀仁人的喜爱。怀仁人感到“咳咳腔”亲切，从小听惯了“咳咳腔”，长大后也离不开“咳咳腔”。在岁月的赓续和生命延绵中，喜爱“耍孩儿”的情愫，沉淀在怀仁人的血脉里。

怀仁有两种“耍孩儿”的传说版本：

其一，汉元帝与匈奴修好，王昭君出塞和亲，来到雁门关外的黄花梁下，眼前一片荒凉，心里十分凄楚，非常怀念长安和故乡。她拿起琵琶，情不自禁地弹唱，那音调如泣如诉似怨似哀，一直弹到精疲力竭，唱到喉咙沙哑，方才停下来。后来，为了纪念昭君，便模仿她所唱的曲调，创建了“耍孩儿”剧种。

其二，唐明皇李隆基初生的皇子昼夜啼哭，太医不知如何诊治，满朝文武大臣也束手无策。有个太监想出让梨园子弟唱戏的办法，以“逗乐”皇子，唐明皇同意试试看。许多个剧种的艺人前来演唱，均不奏效。一位宫女唱起了桑干河畔家乡的“小调”，太子听后竟然止哭为笑，慢慢地睡着了。唐明皇大喜，就赐名宫女所唱的“小调”为“耍孩儿”。此种“小调”后来搬上了戏台，演变成了“耍孩儿”剧种。

这“咳咳腔”真是来自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汉代吗？抑或是来自李白“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唐朝吗？传说是不可信的，稍作推敲就会露出破绽。怀仁人将喜爱“耍孩儿”的情感注入传说，朴素地诠释其渊源，或许是借唐明皇和昭君之名抬高“耍孩儿”的“身价”。不妨大胆地解读传说所提供的信息：“耍孩儿”剧种形成的历史久远，唱法独特，嗓音沙哑，厚重沉实，活跃在桑干河两岸的城镇乡村。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社科院的吴晓铃先生专程到大同考察“耍孩儿”，独具慧眼，认识到其重要的文化价值。不久，发表了《“耍孩儿”剧种小考》，文章篇幅虽短，学术含量很高，以其远见卓识开“耍孩儿”研究之先河。他认为，“耍孩儿”即“魔合罗”，是印度梵文“大天黑”的音译，起初专指佛教的一尊神，而宋元后就变成民间工艺品泥塑娃娃的代名词。唱腔“耍孩儿”曲调，本为叫卖儿童玩具的“货声”。“耍孩儿”剧种直属于“魔合罗”，保持着民间歌曲“货声”的原始风格和样式。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耍孩儿”进入省内外专家学者的视野，引起了他们极大的热情和关注。30多年过去，专家学者对“耍孩儿”剧种的起源和演变，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有的认为，“耍孩儿”剧种的主要唱腔平曲子，与元代曲牌耍孩儿格式相同，“耍孩儿”剧种就是由此曲牌命名而来。有的认为,雁同地区的七夕民俗活动，佛教色彩浓厚，乞巧化生的说唱表演，过渡到独特后嗓发音的“耍孩儿”。有的认为，“耍孩儿”是明洪武年间的移民带来的，其源渊可上溯到金元时期。有的认为，明清俗曲弦索腔受昆弋影响,而产生了一批地方戏曲声腔,其中就有“耍孩儿”。有的认为，从元明的时调到清初的俚曲，由俚曲转化为“耍孩儿”剧种。诸种代表性的见解和观点，勾勒出“耍孩儿”形成和发展的大体轮廓。

“耍孩儿”何时落地生根，舒枝展叶，还众说纷纭，尚无定论。怀仁相邻的应县北楼口村，关帝庙戏台斑驳的墙壁上，题写的墨迹依稀可认，“大清道光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有耍孩儿到此一乐”，并列出三天所演的剧目《送饭》《二龙山》《对联珠》《花园会》《狮子洞》《金木鱼》。经考证这是最早关于“耍孩儿”剧种的记载，穿透180年岁月的文字，以特别的方式告知后人。“耍孩儿”能达到这样成熟的水平，若没有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积累和储备是无法实现的。据此推算，“耍孩儿”剧种的历史应有280或300多年。

二

清朝中晚期，怀仁、应县的“耍孩儿”班社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活跃在桑干河两岸的乡村。那古老的“咳咳腔”伴和着桑干河的涛声，此起彼伏。当时，唱戏和元宵节前后闹红火，是百姓们主要的娱乐方式。大点的村子每年都要唱上几天戏，小点的隔年也会唱上几天戏。唱戏是有讲究和说道的，正月唱平安戏，祝福天增岁月人添寿；六到八月唱领神戏，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九到十月唱谢茬戏，喜获丰收感谢苍天。各处的庙会，为了气氛热烈，自然少不了唱上几天戏。这些约定俗成的演出活动，给“耍孩儿”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生态。

民国前期、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耍孩儿”在怀仁、应县、山阴非常兴盛。仅怀仁就有“耍孩儿”职业和业余班社十六七个，如仁义班、德胜班、永兴班等。职业班社由知名艺人或爱好“耍孩儿”的财东挑头组建，每年与主要演员签订契约，基本固定，个别调换，冬至封箱回家，春节过后登台。业余班社是由一些村子里的“耍孩儿”爱好者自愿搭班，农闲时在附近演出。武维州的仁义班实力雄厚，主要演员有“盖天红”赵祯（刘晏庄人）、“电灯花”桃俊义、“丑和尚”陈新福、祁丕荣、陈培功等。著名艺人“飞罗面”辛致极，就是从仁义班起步唱红雁北的，成为“耍孩儿”剧种“里程碑”式的代表人物。

1915年12月31日，辛致极出生于怀仁新家园乡南辛村，其为次子，故乳名叫二有金。父亲辛文瑞靠耕种祖辈留下的40多亩薄田，维持着全家的生活。辛致极12岁那年，父亲不幸病逝，对这个家庭来说真是雪上加霜。他只得去财主家放牛，14岁随村里人到煤窑打工。17岁返乡，先后拜本县艺人刘佑、苑法为师，开始学唱从小酷爱的“耍孩儿”。1936年秋天，辛致极以学戏的身份慕名来到仁义班，正式步入梨园，只能“打把子、跑龙套”，服侍上场的师傅们化妆。他聪明吃苦善琢磨，抓住一切机会虚心向师傅们请教，演技有了很大的提高。后经人介绍来到杨老旦所领的班社，顶了半门小旦戏，与另一位小旦轮流演出。这样就增加了“借台练艺”的机会，为他日后脱颖而出打下坚实的基础。

辛致极志存高远，期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耍孩儿”的名艺人。为了提升自身的艺术水平，他当了浑源艺人耿财旺的“过门”徒弟。耿师傅初通文墨，注重艺术品位，所传授的剧目从道白、唱词到动作，毫无迎合观众的低俗内容。要求严格，艺风端正，这让辛致极终身受益。他学演了十余出青衣和小旦戏，如《金木鱼》中的高兰英、《白马关》中的景秀英、《富青楼》中的陈三两等。功夫不负有心人，辛致极练就了“放单飞”的本事，企盼着在“耍孩儿”艺术的天空中翱翔。

以后的几年里，辛致极搭班或应邀一些班社，去雁北各县和大同的戏园演出。他博采众长，在融会贯通中为我所用，还将秧歌、霸王鞭等优美活泼的舞蹈动作加以改造，引入戏曲，完善和丰富表演艺术。辛致极饰演的赵京娘，扮相俊俏，唱腔委婉缠绵，身段如风摆柳般的婀娜，碎步跑场像燕子一样轻快，马鞭挥舞的令人眼花缭乱。这个角色演得超常出彩，名声鹊起，受到各地观众的“热捧”。观众真是“太有才”啦，送给辛致极一个响当当的艺名：“飞罗面”，表达了对他的喜爱和赞誉。“飞罗面”——多么绝妙的比喻，辛致极的表演犹似农家秀气的小媳妇“转碾罗面”,娴熟自如，干净利索。

三

让追寻的镜头切换到1953年初，辛致极接到怀仁文化馆的通知，“全省首届民间艺术观摩演出大会”即将举行，雁北专区决定组织“耍孩儿”剧种代表队参加。真可谓喜从天降，他的心情非常激动，这是向全省人民展示“耍孩儿”艺术魅力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辛致极联系知名老艺人赵祯、田禾、仝关义（刘晏庄人）、刘全福等，组成了阵容齐整的代表队。3月，“耍孩儿”代表队在太原的舞台上亮相，演出的《千里送京娘》《扇坟》非常成功，增光添彩。尤其是辛致极的演技精湛而新颖，很吸引观众的“眼球”，受到了行家里手的青睐。省歌舞团派刘建昌、李娜、苏佳珍、罗明皋等人去怀仁向他学演《扇坟》选段。

1954年6月5日，是农历的端午节，省文化局批准成立“怀仁县工农剧团”。这个好消息随着艾草淡淡的清香，传遍了县城的大街小巷。“怀仁县工农剧团”是在县文化馆去年组办的“怀仁业余耍孩儿剧团”的基础上新建的，设址柴市巷邓家后院。辛致极任团长，“三娃旦”高宪为副团长，约40余人，主要演员有赵祯、海山、张贵、孟福、于万通、仝关义、张生艮（新家园人）和司鼓张彦忠、琴师韩耀先等，还招收了张秀英、李懋修（均为盐丰营人）等年轻的女学员。“怀仁县工农剧团”是雁北第一个“耍孩儿”专业文艺团体,业务训练和演出活动纳入正规化轨道，其引领和示范的重要意义不可小觑。

怀仁县工农剧团在怀仁和雁北各县演出，声誉与日俱增，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领军”的辛致极思想进步，工作尽责，艺术造诣很高，有关部门给予充分肯定。他入了党，被安排在“全省第二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发言，不久还当选为中国戏曲家协会山西分会理事。1957年1月，怀仁县工农剧团参加了“雁北专区、大同市首届戏曲汇演观摩大会”，荣获优秀演出奖。当年夏天，怀仁县工农剧团赴太原参加“全省第二届戏曲汇演观摩大会”，演出了《千里送京娘》和《金木鱼》。青年演员薛国治，刚满19岁，是怀仁金沙滩镇盐丰营人。他饰演《金木鱼》中的高兰英，唱腔甜润，吐字清晰，神态娇羞，动作柔美，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少女形象，在汇演中崭露头角，赢得观众的交口称赞。特邀参会的著名京剧艺术家、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先生，乘幕间休息时上到后台，夸奖薛国治演得好。

1958年10月，大仁县划归大同市。第二年秋天，大仁县工农剧团搬迁到大同市西街华严寺后的牛角巷，改名为“大同市民间戏剧团”。这样的变更，无论是何种原因和理由，留给怀仁的记忆真有点“忍痛割爱”的感觉。从此，怀仁没有了“耍孩儿”专业文艺团体，许多熟悉和喜欢的名角和演员离开了县城，确实令人遗憾。但就“耍孩儿”艺术而言是一种幸运，毕竟市级的条件要比县里优越，发展的空间更广阔。大仁县工农剧团搬迁后，所产生的影响很小，像漾起的涟漪很快便归于平静。怀仁仍有近20个业余剧团分布在乡村，“耍孩儿”的繁荣景象依然如前。较有名的是盐丰营、小昌城、于家园、何家堡、清泉、仝庄等，都能出外演戏。

文化大革命中“破旧立新”，“耍孩儿”的传统戏被视为封建糟粕，禁止上演，业余剧团被迫解散。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耍孩儿”再度蓬勃兴起，业余剧团陆续恢复重建。1979年10月，金沙滩公社的主要领导为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决定组建“耍孩儿”剧团。委托县文化馆代招人员40多名，集训3个月后，成立了“金沙滩耍孩儿剧团”。1981年，全国农村文化站现场会在金沙滩召开，据说与公社办剧团的“新生事物”有关。“金沙滩耍孩儿剧团”演出了自编的小戏《佘太君游金沙滩》，受到与会者的好评。90年代初，由于市场经济、电视普及和审美变化的影响，业余剧团在退守中偃旗息鼓，“耍孩儿”黯然失色，逐渐衰落，滑向尴尬的“边缘化”境地。

四

新世纪的第一春，海北头乡清泉村年过花甲的刘官，联络了几个志趣相投的同好，凭着对“耍孩儿”的深厚感情，创办了 “众兴耍孩儿剧团”。该团属民营性质，初具规模，约有人员30名，可演十多个传统剧目，每年能演出四五十场。但运行不佳，收入有限。剧团维持到2004年底，难以再支撑下去，遂低调“划上句号”。这是怀仁最后一个“耍孩儿”剧团的无奈选择，让怀仁人特别是爱好者深感惋惜。而惋惜之外还有慨叹，从1954年雁北第一个专业性的“耍孩儿”剧团成立，至2004年底最后一个业余“耍孩儿”剧团解散，恰好50年时间，无疑成为怀仁文化记忆上的一道伤痕。

怀仁没有了“耍孩儿”剧团，但不乏广大的观众和爱好者。中老年人是欣赏“耍孩儿”的主体，青年人也为数不少。近几年来，大同市耍孩儿剧团应邀到怀仁演出，去过新家园、清水河、神嘴窝等十多个村，共计演出90余场。所到之地，观众如潮，人头攒动，连周边村和县城里的戏迷也会纷至沓来“捧场”。凡演到精彩处，就会叫好鼓劲，报以热烈的掌声。许多观众和爱好者不避寒冬酷暑，必从头看到尾方尽兴归去。演出结束后，主角、伴奏、效果、剧情是观众经常谈论的话题，且会持续很长的时间。毫不夸张地说，怀仁人是“耍孩儿”最忠实、最热情和最内行的观众和爱好者。

如果把京剧比作雍容华贵的牡丹，“耍孩儿”就是桑干河畔率真随性的野花，散发着雁北人或怀仁人所喜欢的芬香。“耍孩儿”旋律优美，节奏跳荡，乡土气息浓郁，艺术风格鲜明。以独特的后嗓发声，粗犷淳朴，浑厚凝重，起调先咳，唱中有咳，咳来咳去似云行霞飞。唱词的方言土语，生动活泼，具有很强的亲和力。悠扬的苏笛，清脆的板胡，嘹亮的唢呐，灵活多变的锣鼓，别致的伴奏与唱腔紧密结合，相得益彰。“耍孩儿”浸染的生活，增添了几分乐趣和温馨。怀仁人喜爱看“耍孩儿”，听“咳咳腔”，实在是难以言状的享受，像吃了羊杂泡糕才觉得够味道，惬意而舒坦。许多爱好者“耍孩儿”就挂在嘴边，高兴时唱几句抒发快意；烦恼时吼几声排遣不爽。怀仁人不需要找什么理由，喜爱“耍孩儿”是先辈的“遗风流韵”，体现了根深蒂固的感情。

三代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飞罗面”辛致极、“小飞罗面”薛国治、“小小飞罗面”薛瑞红，为“耍孩儿”剧种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绝非出于偶然，怀仁和“耍孩儿”真是有缘。辛致极、薛国治从小在怀仁长大，薛瑞红是薛国治的女儿。辛致极自离开怀仁后，在改名的“大同市民间戏剧团”继续担任团长，为培养青年人才、移植剧目和排演现代戏做了许多工作，直到文革受冲击和批斗。薛国治在1982年恢复组建的“大同市耍孩儿剧团”担任团长，不仅从辛致极、高宪等老前辈的表演中汲取艺术营养，而且还借鉴其他剧种的优点，对传统唱法作合理的改进和创新。他的唱腔甜润婉转，吐字清晰，韵味悠长，剔除了“耍孩儿”重腔轻字、以腔淹字的弊病。薛瑞红子承父业，在从艺道路上得到薛国治的言传身教，加之勤奋刻苦，各方面都很出色，成为“耍孩儿”剧种的一枝新秀。她多次参加中央电视台《戏曲风采》和山西电视台《走进大戏台》的演出，获得1992年文化部举办的全国“天下第一团”剧目展演“优秀表演奖”、2001年第八届山西省戏剧杏花奖、2003年中国戏剧家协会举办的滨州首届国际小戏艺术节“优秀表演奖”，在2008年2月被文化部命名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雁北“耍孩儿”传承人。

“耍孩儿”是地方性的古老珍稀剧种，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其文化价值极高，被誉为中国戏曲的“活化石”，于2006年5月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这样的文化瑰宝，应该得到后人的尊重、珍惜和善待，否则就愧对祖先。当今社会文化多元，科技发达，在电视、互联、移动和新娱乐形式的冲击下，属于农耕时代产物的戏曲日渐式微，走向低谷。“耍孩儿”作为小剧种，举步维艰，生存和发展的危机感更为明显。如何顺应时代潮流，在坚守中传承，创新中发展，是“耍孩儿”亟待解决的问题。关键就在于找到满足中老年需求和适合青年人趣味的平衡点，扩充观众群的人数总量。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力度加大，构架戏曲在文化生活中的新位置，寄希望“耍孩儿”的明天会更美好！